故事叙述与幼儿社会性的发展-广东省育才幼儿院二院

故事叙述与幼儿社会性的发展

郑育敏

       讲故事是日常生活再寻常不过的情景，妈妈给要睡觉的女儿讲故事，爷爷给小孙子讲故事，老师给小朋友讲故事，每一个成人在回忆自己的童年时光时，听“妈妈讲过去的故事”恐怕是一个最“经典”的情节了。
       汉语中“故事”这个词的本来意义是“过去的事”。任何故事都是特定民族或文化的世界观、价值观、审美观乃至特有的智慧的集中体现。任何一个故事所讲述的都是过去发生的事，我们都很熟悉古老的民间故事或童话所惯用的开场白：“很久很久以前……”明确地强调了故事的过去事态。即使是科学幻想等讲述未来的故事仍然没有改变故事的过去时态特征。此外，故事讲的是过去的事，但过去的事并不都能成为故事。故事同非故事的陈述相比，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不受外界验证的虚构性。仅仅符合过去时态和虚构性还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故事，故事所讲述的归根到底都是人的事，缺少了人本意蕴，故事就不再是故事。一切故事都是人对自身命运的关怀，无论是“卖火柴的小女孩”“美人鱼”等童话故事，还是“阿拉丁”、“农夫与蛇”等神话故事，乃至“未来世界”、“海底两万里”等这样的科幻故事都离不开对人类个体或群体命运的关怀。
       布鲁纳提出了范例式思维和叙事式思维的划分。范例式思维是哲学、逻辑学、数学和物理等科学的思维方式，而叙事式思维是关于人类条件、历史和社会生活的思维方式。叙述性思维使得人类能够抓住一个较长的过去和一个更为复杂的将来，还有更为多样的社会环境，叙述性思维使得人们懂得一系列复杂的行动，并且恰如其分地行动。换句话说、叙述性思维正是我们理解周围社会生活的过程。它直接证实了使人类不同于他们的表兄弟，其他社会人猿的更为发达和更具变动性的社会性。阿斯廷顿从叙事与儿童精神活动角度进一步发展了布鲁纳的思想，她认为儿童三至五岁之间的变化是很关键的，这时孩子们开始懂得两种场景之间的区别，懂得了什么是真的和什么是某人以为是真的之间的区别，懂得了“纺织工知道织机上什么也没有，和皇帝认为机器上一定有一件衣裳”（皇帝的新衣）之间的区别。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儿童可以说形成了他们自己的关于他们自己和别人的心理活动的心灵理论。与成人不同，儿童智力具有一种叙事性的结构，儿童经常把他们面对和探索的外部世界看作是有生命、有联系、有故事的世界。
       叙事式思维与儿童社会性的发展有着密切联系。叙事式思维的能力不仅能使人认识到人们自己和他人的直接关系，还能认识到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多方面的人类相互作用。我们可能说人类懂得性格，这些性格体现了对自身的和许多他人的权利、义务，希望、嗜好和意图的理解，并且理解能显示出五花八门的行动后果和对这些行动的估价的策划。
       美国学者理斯曼进一步提出了“故事引导”的概念，他把“故事引导”的作用称为“火炉旁的媒介作用”，意思是说，这种引导方式主要表现为家庭成员或与家庭成员密切有关的人通过讲家史、神话、传说、唱歌等形式想孩子们传播社会价值观。把传统引导的方式局限与火炉旁也许是个偏见。通过口头讲述故事的方式教育、引导孩子们的性格成长，这不是仅属于家庭内部的事，而是整个社会的活动。火炉旁不过是全部“故事引导”活动网络的终端。理斯曼所说的“故事引导”本质上属于“内部引导型”，即个人引导的来源是内在的。通过这种方式进行的早期教育所教给孩子们的不是服从传统的规范，而是教给他们一种世界观和人生观，一种自觉的意志，一种客观、理性的精神。由此可见，儿童的社会化，道德规范和角色意识的内化很大程度上正是通过讲述故事这种方式实现的。　　
       值得我们重视的是，讲故事的过程往往伴随着情感的交流，而这正是现代媒体（包括互动式媒体）所不能替代的。因为像电视、收音机和录音机这样的现代媒体只能给人提供一种单向的视、听觉经验，这种电子文化的叙述方式，不像讲故事那样属于传统引导和内在引导，而是一种他人引导的过程。电子文化的这种他人引导使得人类行为动机，内在需要都社会化了，其特征是同一性，秩序感和集约化，也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对话、交流和沟通，也不存在情感交流。从这个意义上讲，讲故事所具有的情感培养和陶冶功能决不亚于其认知上的意义，电视、收音机和录音机乃至电脑都不可能取代父母给孩子讲故事。
       人类已经步入二十一世纪，教育面临着空前巨大的挑战与发展机会。但发展并不意味着摒弃传统，而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建构新的理念，新的方法。赵寄石也曾这样评价过“作为一种语言艺术的结晶体，故事、童话这样的文学作品通过艺术的语言和形象来表现反映社会生活，不仅是生动有趣的、具体形象的教科书，有利于学前儿童立体地认识把握周围生活，而且是规范典型的、风格多样的语言学习样本，有利于培养学前儿童的综合语言能力……。”